浅谈我国高等教育性别不公平的外部因素分析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性别　不公平  
　　论文摘要:现今我国女性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女性在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也日益凸显。文章通过对其外部因素的详细分析,探析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对女性高等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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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封建时期的“男尊女卑”思想到我国自办专门女子学校——“上海经正女学”的开办,再到现阶段高等教育中女性普遍享受教育,可以说我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长足的进步。面对现今高等教育,在我们为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不容置否,我国的高等教育性别不公平状况还大量存在。其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  
　　 一、政治因素  
　　 1.政府对教育公平政策制定的缺失。  
　　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三章“文化教育权利”中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总则”的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可见我国基本教育方针和教育法律是指向性别公平的,可是虽已立法,但在执法中对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重视不够,在具体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还存在性别偏见的倾向。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实现了“法律上的公平”,却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事实上的不公平”,而我国并没有具体的政策来改善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劣势地位。在具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忽视或歧视女性的情况。因为没有关于性别区分的任何内容,在存在长期男女不平等思想的一个社会中,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指导,在实际操作中导致性别不公平或性别歧视的后果则是必然的。  
　　2.女性弱势的实际政治地位。  
　　在我国当前的决策机构中,基本上以男性为主体,女性所占比例较低。基于此,可推之越到上层,具有女性代表的声音也越发微弱,以女性视角来进行观察和解决问题也越发难以实现。既然高层缺乏足够优秀的女性为自身的性别团体维护和保障权益,又如何期待男性们能够全力地捍卫“女性尊严”?即使以一种社会公平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法律法规,也会由于无法以同种弱势性别的深刻体会对其予以修正和完善。因此,我们的高等教育公平中,要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让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高层探讨和决策是不可或缺的。  
　　二、经济因素  
　　1.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影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经济对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贫富差别,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给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可选择的高等教育也是存在阶层性的,如从一般的职业大学到普通高校再到重点高校,家庭环境优越的学生因承袭了家庭文化资本,还能选择出国深造。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非但没有缩小和弥补这种差距,反而因其自身的不平等使得原本的不平等大大增强。而对于普通阶层家庭来讲,家里但凡出现不同性别的孩子,接受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别的教育,或是选择男性,而让女性放弃高等教育机会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男性的入学机会明显优于女性。  
　　2.城乡差别影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农村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更为显著,农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城市。经济的落后直接导致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公平。在广大农村中,“男娃上学、女娃放牛”的事例比比皆是,农村女性更难以企望能够进入高等学府学习和研究了。据调查1997年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男性占55.42%,女性占44.58%;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中男性占85.04%,女性占14.96%。据此,农村女性高等教育不平等现象可见一斑。  
　　三、文化因素  
　　1.传统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女性高等教育的期望。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由来已久,“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更是成为高等教育性别不公平问题的根源。几千年的封建父权制文化和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使得将女性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成为对女性的成功教育。“三纲五常”、“清贞”、“贤淑”、“恭顺” 等等都是历史教育对女性的定位。纵使历经几个世纪之久,在今天,“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社会对男性的期望是要其做出优异的事业,支撑家庭、扶助妻子,而对女性的期望往往是在其能较好打理家庭事务的同时,再做好属于自己的事业,往往将能于事业和家庭间关系良好平衡的女性作为欣赏和赞扬的对象,而对家庭生活不甚美满的女性往往报以贬低和同情的态度。显而易见,这样的思想和观念局限并束缚了女性的发展,牵制了女性对于接受更高教育的向往和追求。 
　　因此,现实社会中存在两种典型的女性观点:一是女性自身也降低了个人追求,认为成家后就应该帮助和辅佐丈夫;二是彷徨于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而两者的冲突必然是长期存在的,直到现在也无法找到一种解决机制化解两者的矛盾。在高等教育方面则普遍地表现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成就动机不高,导致定位偏低,就业信心不足。尤其在就业竞争激烈的现状下,“妇女回归家庭”的思潮,成为女性高等教育公平进一步提高的阻力。 2.女性性格的影响也导致了入学和就业不公平。   
　　相较于男性,女性的性别意识使她们更多地关注情感、外貌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这样一种对外界的敏感和沟通也使得她们注重营造和谐的氛围。这与等同于男性竞争意识的社会意识是迥然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从女童受家庭教育伊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家长对女孩的性别期待经常表现为安静、乖巧、温驯。因而不难得知,压抑自身个性、淡薄的竞争意识就逐渐地内化为女性的自身气质,使得女性群体普遍呈现成就动机偏低的态势。   
　　沉默的性格和对自身的低估也影响着女性的专业选择以及未来的择业。经过基础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很多女性不是由于客观环境和自身实力无法涉足高等教育,而是由于自身观念主动放弃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自动丧失了与男性“平分天下”的主动权,进而形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现代女性既然走向社会,与男性竞争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可惜在高等教育入学阶段的起点上女性就普遍属于弱势角色,再加之与“男性竞争特质”吻合的“社会竞争”的影响,区别于男性的女性性格使得女性的社会劣势地位越发突出,大量的女性劳动者被边缘化。   
　　四、社会因素   
　　1.用人单位对女性工作的担忧阻碍女性教育回报。   
　　统计性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no)的理论依据——人力资本差异和信息的不完全,具体就是从全社会的总体发展来看,男性的工作价值要大于女性,而且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雇主认为鉴别某些雇员能力的费用太高,只好采用这种成本最低的甄别机制。这也是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诸多限制和排斥的理论依据。其实这种做法对女性而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根据美国密歇根州Lawrence A.Pfaffand Associates的一项5年研究中,美国19个州2 400个管理人评定女性在20项管理技巧中,17项优于男性。有关技巧不仅包括女性的传统强项,如训练指导、团队工作、激励雇员,还包括处事果断及规划。根据加州Hagberg Consulting Group对425个行政人员的调查,在52种管理技巧中,有42项女性比较优胜。明尼苏达州的Personnel Decisions调查了5.8万个管理人,发现23项衡量标准中,20项女性优胜。研究人员Janetlrwin和Michael Perrault发出了6 400张问卷,结果显示,在31项管理技巧中,女性领先28项。可见,女性丝毫不比男性逊色。   
　　其次是女性在岗期间所面临的婚姻、家庭事项,在其从事本职工作期间因其性别原因生养小孩、照顾家庭,也使得用人单位在招纳特定年龄段的女职工时顾虑重重。女性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加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却因为教育对青春的消耗而陷入招聘尴尬的境地。因此,放弃高等教育,早早涉足社会,投身工作,也成为众多女性的选择。   
　　2.不完善的社会规章制度无法切实保障女性利益。   
　　如前所述,用人单位对女大学生就业后的一系列问题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规章制度来切实保障女大学生的利益,且相关的法律规定可操作性差,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由女性的生理特征决定,她们肩负着传承后代的艰巨使命,可是女性就业高峰期与生育期一致,在我国生育保险不充分的情况下,女性就业难问题也成为社会现今关注的焦点。因此,完善社会规章制度,保障女性就业,让更多的女性通过参与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让她们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充满信心,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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