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面性

摘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狂飙式的发展，空前提高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在科技带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社会的人伦道德受到严重挑战，面对现实的科技危机，人类需要树立新的科技观。
　　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技术 经济师论文发表 经济学论文发表 会计论文发表 财会论文发表 高级会计师论文发表 经济论文发表网站

　　“技术”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技能”、“技巧”。在我国古代，泛指“百工”。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导致了技术的理论趋向产生了技术科学。
　　马克思认为，技术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进化史，技术容精神与物质为一体，它是人类感觉思维器官与劳动器官的延长,是主体的知识、经验、技能与客体要素的统一。海德格尔认为，不能把技术简单地归结为手段或人类活动，而是展现一种与自然不同的非自然的展现方式。技术不是自然界进化或协调的结果，而是人通过对自然界的重组制造出来的，改变了自然界原有的物质结构和运动方式，是人们依据对改造对象的认识而制定的方法和应用物质手段。
　　技术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及人类自身的技术。技术过程是客观自然的一部分，但技术必须服务于人类，满足社会需要，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活动只有在适宜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和实现。技术是自身内在的使用价值与现实的社会价值的统一。
　　科学
　　科学是科学家对经验事实的普遍描述，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正确的求真的认识，但科学并不是对世界所发生现象的被动记录，它是科学家利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加上想象、情感对客观世界规律的一种假设。库恩说，科学是解谜。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都将科学看成是已有的知识体系。科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它的内容是客观的，同时科学也是创造知识的社会活动，它从一开始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进行的。
　　技术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与技术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二者几乎已连成一体。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对象都是物，其目的都是利用、控制、改造和保护自然。科学认识自然是前提，技术原理往往是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对科学知识的实践与运用，是从科学的认识世界过渡到改造世界。
　　但不能笼统地把科学与技术合二为一，科学活动是认识活动，是知识的生产和交流；技术是经济活动，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它本身不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科学对生产力的影响需要以技术为中介，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学技术帮助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都多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已加入生产过程，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
　　科学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技术成为劳动手段，具体化在人、原料、设备、程序中。现代技术已成为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它能改变竞争态势与产业结构，是经济与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力量之一。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生产日趋高度自动化，技术利用和各种自动装置已取代和优化了人的体力劳动，把产品设计、工艺编制、加工制造、管理决策等各部门综合化为一个自动化系统。高新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拓宽了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高度的创新、竞争、效益已给人类带来了最强的福音。高技术旗下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如转基因羊的半升奶中就含有10克人体AAT蛋白，每天创造价值100万美元。
　　当代生产的主题是提高效率和方便人的生活需求，而技术内在具有的功能与效用恰好满足现代人的这一要求。技术不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高新产业的发展，现在出现了第四产业---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行业。正如霍而巴赫所说，科学技术越发达，物质财富就越丰富，就越能使个人得到幸福。
　　在享受技术带来的美好社会时，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技术的灾难。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罪恶。[1]”科学光芒升起，德行也消失了，技术的专门化操作造成了文化和个性的毁灭。
　　技术扩展了人类的劳动对象与劳动范围，越来越多的客观实在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上至太空下到深海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对一项新技术人们首先权衡利弊，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以来就导致了对被改造对象的过度开发利用直至无利可求为止，生态环境危机、不可再生资源枯竭都源于此。
　　技术发展带来的反面影响不仅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它已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对人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萨顿指出：科技专家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现代科技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知识就是力量[2]”,科技已成强势力量，且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使得伦理道德等文化都要以科技为标准，甚至服从它，出现了“技术至上命令”。
　　在科技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中，人逐渐物化、商品化了，人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正如器官移植使得肾、肝成为商品。有利可图成了技术的宗旨，这与生命伦理学提倡的行善、自主、公平、公正背道而驰。
　　技术的高度辐射性与风险性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并更深层次地影响到人类的伦理价值观。科技的发展可以延长寿命，治疗绝症，但有钱与没钱，成了生与死的界限，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原则消失了。技术手段代替生活目的，意味着对精神的贬低与毁灭，没有技术就不可能有文化，但是技术在文化里的胜利及向技术时代的迈进都将引起文化的毁灭，人格将遭到掩埋。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机器在满足人们要求的同时，反过来要求服从机器法则。在科技产生机器大工业后，机器的标准化、专业化带来了更高的效率，但却使工人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零件，极端的劳动分工关注的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的某个劳动器官，专业化像分解物一样分解人，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教育的专业化，文化也被肢解了。
　　技术的利用会引起自然界的变化，有我们喜欢的也有我们厌恶的。人们利用技术就是为了获利，但不利变化很难完全避免，对于技术造成的不利有的是无法补救的，可救的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导致疾病蔓延，很多是我们无法治愈的。苏联的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可以说是技术带来的一种毁灭形式。
对技术的应用源于人对利益的追求，而人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技术应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复杂的。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技术应用者的目的达到了，但却伤及他人利益，如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效率，但带来的污染却伤及周围群众。更为可怕的是损害别人的利益正是应用者的目的，核武器的运用以伤害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用新的视觉看待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带来的方便与效益让人类无法拒绝，我们无法再回到田园牧歌时代，但技术带来的毁灭性灾害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如何将科技的益处发展到极限，将科技的危害降到最低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大问题。
　　在中国的近代，鉴于二战很多有志之士认为科学技术已走向反面。梁启超在欧洲旅游归国后说，科技万能的梦想在欧洲已破灭。胡适则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科学而不是批判科学，因为科学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萨顿曾说：“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3]”认识到自然科学是核心，它是智力与健康的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无论它多么重要，它都是不充分的。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只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对环境、自然、生态等方面的影响，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发展观，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只以自己为中心，过分强调自身需要的满足，自然的一切只为满足人而存在。
利益最大化原则让人忽视了道德。技术的应用具有不确定性，其后果会大大超出创新者与应用者的预料，它引起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后果往往具有潜伏性，一种药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在许多年后才出现，这样以来人们无法判断科技所具有的全面影响，在每个人都力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都选择最有利的行动方案时，却在一定条件下都落了一个最坏的结局。
　　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有效工具，但它是中立的，它本身没有规定特定的使用方向。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技术手段具有精神因素，技术是人劳动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科技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是内在价值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评价科技要综合环境、人口、社会贫富等多个方面，同样是一种技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目的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重视人本，强调自身修养，要求“内圣外王”，所以中国的科技在古代没有出现大型杀伤武器。孟子提出：以时入山林，树木用之不尽。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4]”。要求尊重客观规律，描绘了最早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古代的哲学观为现代科技指明了最好的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寻求技术与人性的融合。很多学者将道家哲学解读为一种要求完全取消人的自我，贬低人的欲望、情感和价值的悲观鄙世的人生哲学。老子“无为”的真谛在于：这是一种存在论上更基本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对于作为我们的行为对象的存在与独特性给予一种基本的承认与尊重，反对任何对这种“他者性”的外来强制与侵犯。
　　科技的负面效应需要伦理来规范，科技发展与伦理应是同步的。波普尔曾说：“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很少例外。[5]”克隆技术可以用来治愈疾病，但也可引发基因歧视。伯格在基因重组时呼吁出台相关的伦理、法律来保障人权。
　　技术的研发应有其道德标准，不能损害人的利益。技术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地时期，能为人提供改造世界的最大力量，在本质上，技术是为了寻求人类的解放,社会需求对科技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古代的中国数学技术发达但只用于实际的农业生产活动，现在的数学知识广泛地用于计算导弹射程。
　　技术应用的负面作用的责任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爱因斯坦说：“科技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乱，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6]”提高技术应用的正面作用，降低其负面影响，关键是要强化我们对技术应用的责任感，用正确的道德观念对待技术应用。技术创造出来的工具，对人会有什么影响是技术研究必须考虑的。科学探究无禁区，但科技应用有禁区，如果科技应用损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应当禁止，这个利益包括诸多方面，不能因技术的应用而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在开发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技术系统的过程中，应该思考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新技术所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人性品格与社会实践，对科技不能仅仅考察其经济收益，应该问这一技术对人类的自由有何贡献，它的作用是加强了还是消弱了社会公平的条件。技术的善恶只相对于其应用，但其成败、得失责任全在于人，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是否正确。协调人与技术的关系，实际上是协调在技术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我们需要先进的技术同样也需要正确的技术观与人生观。
　　结论
　　科学技术的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必须走科学人性化之路,科技在成为填补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鸿沟的主要手段时，更应该自觉地为人类利益服务，满足人类需求。

　　参考文献：
　　[1][3][5][6]林宏德.科技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5.
　　[4]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