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间文化形态下的贫民视点——老舍小说文化批判原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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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国内一些经典文学史教材的影响，在我们的观念里总认为老舍是在新文学的直接影响下，接触到了英国文学而受到启发才走上创作道路的，而实际情况是老舍能成为一个作家，除了西方文学以外，他的个人生活境遇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其它因素的影响。与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出现的大多数作家不同，老舍直接来源于民间的底层，他的文学创作走的是一条并非有意为之的作家之路，而是更多地出于民间生活所迫，这种独特性也直接影响了老舍小说的叙述策略和价值立场的选择。
    一、贫民视点的形成
    熟悉老舍小说的读者会发现，老舍小说的人物形象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即他们总是处在命运的层层威逼与压迫之下。如《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想靠自己的努力买上一辆人力三轮车从而过上好日子，结果却被命运无情地颠簸，祥子“三起三落”，最终成为了作家所言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再如《月牙儿》中的“我”，只想“不做娟妓”，过最简单的生活，因而离开了母亲，但最终还是被逼走上了沦落之路;对比他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的生命境遇与作家本人的创作历程，极耐人寻味的是，老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颇似他小说中的这类人物形象—为生活所迫者。
    老舍的父亲是旗军，每月仅三两银子，全家生活十分困窘。老舍后来回忆:母亲生老舍时已经四十一岁，贫困加劳累的生活使她勉为其难地生下了老舍。庚子之役，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老舍的父亲死于北京护城之战，是被活活烧死的，这之后凶残的八国联军进城大抢掠，若不是运气好，当时年仅一岁的老舍就成了强盗们的刀下之鬼。父亲死后，家里原有的微薄的收人都丧失了，一家四口只得靠母亲缝洗补浆得到些收人，才免于挨饿。艰难困顿之中，长大了的老舍好不容易成为小学教师，全家的生活才开始有改变。之后又在种种机缘下，1924年9月，老舍来到英国东方学院做教师，在英国生活之窘困自不待言，还要寄钱回家奉养年事已高的母亲，他只得节衣缩食，长期住在学生公寓。生活窘困，寂寞之下，老舍就拼命看英文小说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同时他想起了家，想起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于是把这种以往的生活经验化为了小说创作的诸要素。比如他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是描写他在北京作教师时的社会生活和所见的社会政治运动现象，而对这种社会运动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完全按照先前在北京做教师时的认识，而紧接着的《赵子日》也是写一些学生的运动，在文中表现了对学生运动的反感态度。这两本书都成为国内当时较为畅销的小说，小说创作的微薄稿酬使得老舍艰难的生活有了些许喘息之机，也使得他看准了这是一条不错的谋生之路。后来老舍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作品虽坏，到底是我的心血啊，病倒即停止工作，病稍好时所写的坏东西再不拿去换钱，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的小说创作走的是一条异于其它作家的独特道路，产生于贫民社会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成为他小说叙述之中的支配性因素。这也使得他的小说在创作之初几乎未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说:“我不能吃喝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丸”。显然老舍的创作不像梁启超所言的小说要担负“改良群治”和“新民”的社会责任，他只是在国外，表达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和价值判断，因而不太重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老舍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中说:“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固然在那样的左倾革命时代，老舍难免会说违心话，但老舍的苦汁子确是一点也不假的。
    回顾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就会发现，在有成就的作家中间，其多数人都是来自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民间社会底层的作家，并不多见。老舍除了出身寒门，同时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在所受的教育上他也很特别，他是直接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人生基础的教育的，这就更可谓只此一例了。如前所述，老舍的早期生活十分凄苦，他的穷苦的生活经验和底层人民的社会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是长期的社会底层的的生活遭遇将老舍逼上了写作之路，也是惨淡的生活经验形成了他小说创作的文化基础，进一步形成了他作品叙述中独特的“贫民视点”，这就使老舍成为了民间社会的代言人。
    二、贫民视点下的平民精神和平等感
    五四时期，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已经扎下根来了，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这也形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中对贫民的偏见和对西方的推崇。直到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享有比一般人更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因为自己的智商高，天生聪明，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了学问和才能;而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愚蠢落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更没有学问和才能，是社会的负担，受苦受难也是难免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当时文化思想界的领袖，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会同情这样一些愚笨、麻木的人，因而采取一种极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老舍则是另外一种状况，他自己出身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间底层社会，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他应该也会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只是靠着一些民间的善良人的帮助，他才生活了下来，才有了学问，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些艰辛的个人经历使他并不认为所有受苦受难的贫苦百姓都是愚昧落后的，因而五四新文学所提倡的自由和民主在他的观念里并不是多么重要，对民间社会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情、理解，才是占据他全部心灵的东西。
    在老舍的作品里，我们能明显地感到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倾向，老舍爱着自己曾经所属的那个世界的人们，关心着他们的疾苦，他希望拯救那里的人们，但是自己却没有任何力量，也找不到方法，他陷入与底层人民同样的失望乃至绝望之中。当老舍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这些思想和态度表现出来时，就会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悲观、理解和同情，也形成了他作品中独特的平民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是建立在贫民视点之上的，就具有了与五四所提出的平民精神不同的思想文化内涵。

    “五四”虽然提出了“平民文学”的著名命题(是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热潮相吻合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的精英文学，它是先觉者的“呐喊”，为了唤醒“尚在铁屋子里昏睡不醒的民众”，但不无悲哀的是，民间却拒绝了精英们的启蒙，随着五四文化陷入低潮，启蒙者们也无不被笼罩在苦闷仿徨的惨淡情绪之中。老舍的作品显然不能归于这样一种处在知识分子立场的平民文学中来。在老舍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那种直接来自于民间社会的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有一种宽容性和亲和力，它随意自然，纯朴实在，但骨子里又有一种自尊和坚毅，这种精神不仅在老舍笔下许多人物身上都有表现，而且首先在老舍身上就有着充分的印证，据王蒙先生清楚的记忆:“在文革腥风血雨的大批判会场，老舍批评谁都称对方为您，语调是平缓儒雅的”。老舍作品中的平民精神，有一个方面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那就是对人的看法，在老舍的作品中，道德标准有着很突出的作用，因而对与错，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奸诈是径渭分明的，但是老舍在对待人的态度上却是比较复杂的，他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世界”，这并不意味着老舍是非含混，而是体现了老舍一种温情和宽厚的民间写作立场。在老舍的笔下，像虎妞这样的从外貌到内心都比较丑陋的人物，尽管她有很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她也有令人理解和同情的地方，老舍在对民间世界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时候，总是透着一股宽厚和温和。即使嘲讽，用笔也不失深厚，如《正红旗下》写家宴上的礼让:“酒席虽然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不打折扣，‘请您上坐，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茶都凉了，’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没有鲁迅那样深刻辛辣，没有张天翼那样尖刻锐利，也不同于钱钟书那种智慧典雅的风情，老舍的批判就是北京人最常见的那种损你一下，不温不火，虽然是批评了你，但绝对是让你下得了台，心里很有数，但嘴边留点儿情，这就是一种平民精神的体现，这是老舍对平民精神的一种既是无意识而又自觉的追求。
    平民精神也是一种包含价值因素的情感态度，其具体化为笔墨间的亲切、体贴，作为底子的是作者的人生态度。既如老舍，在现代作家中，现世的，几乎没有任何行而上的思考，也极少浪漫情绪，难有超越追求。他是个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因而其平民精神决不像流行文学那样外在，它不只是一种文学语言现象，而有着更深层的基础，这不仅是知识分子对于民间大众，而且也是人之于人的价值观念上的平等感。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老舍在《老牛破车》里所自称的“写家”就有了更丰富的意味，在老舍本人看来，写作无非如匠人做工，艺人做艺，在谋生意义上是平等的，写作在谋衣食之资这一点上也更是平凡的，老舍出于其与民间社会的生活和精神联系，出于他独特的人生理解、人生价值估量而有了这种平等感。
    三、双重距离中的批判
    照理说，对民间社会人物的描写极易使老舍流于像鸳鸯蝴蝶派之类的通俗作家行列之中，但老舍的小说却获得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识，显然单单一个平民精神是不足以解释的。这还与老舍所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他与五四之间形成的距离有关，这种距离也是采用民间的贫民视点进行叙述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老舍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五四爆发时，他是一名小学教师，是“五四”的看客，从某种程度说，五四学生运动的激进行为对他的工作岗位造成了冲击，威胁到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份工作。1924年到英国后，老舍也未受到西方激进思潮的影响，英国本来就是一个保守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老舍在伦敦的文化背景创造了一个文学创作所必需的观照距离，一种从新的角度加以审视的可能，这样他在对以前的生活进行描述时，英国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小说的参照对象，正是这种参照体系的形成，产生了老舍小说对民族文化的批判性，同时又使其批判性与鲁迅等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区别开来。
    在谈到老舍小说的批判性时，国民性问题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民性问题是中国文化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讨论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民族品性的文章相当多。国民性是在西方话语刺激下产生的现代文学批判主题，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五四”以后文学的国民性批判，是晚清小说国民性主题的继续，上承清末的国民性改造思潮(特别是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五四”作家对国民性探讨最多和最深的是鲁迅，在批判国民性上1925年前的鲁迅代表了最激进的西化派，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同是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鲁迅和老舍却在新文学中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鲁迅以小说和杂文的形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揭露和鞭打，如《阿Q正传》的立意，就是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魂灵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出中国民族品性方面的十个特点:自私自立，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任性及弹性，圆熟老道。他认为这些特点都是由民族文化造成的。应当说，国民性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对消除中华民族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恶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国民性我们也必须进行反思，应当指出国民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不是中国人的本性，国民性不等于劣根性，而是在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我们不应该把国民性笼统地否定，更不能因为这些国民性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在老舍的笔下，落魄到作艺为生的小文夫妇(《四世同堂》)气度也是那么自然地不卑不亢，他们所操为贱业，却从不自轻自贱，难能的就是这种不自轻自己，在别人面前，他们表现出自己的尊傲，极其坦然，坦然到令有玩押之心者感到压迫。老舍笔下的漂亮人物，都有自尊与自信撑持着，那自尊也就铸进了气质，风度，自尊让人高贵，提升着小民的人生境界。“老字号”体面地失败，镖客沙子龙体面地没落，体面、尊严浓重化了传统技艺、商业没落的悲剧意味，使其呈现于文本时弥漫着感伤与凭吊的气氛。老舍一度受激进思潮影响而创作的《猫城记》其批判的矛头也主要是指向政客、大兵、学生和外国人，对于贫民绝少讽刺，他认为猫国迷叶的泛滥纯粹是由于上层人的政治争斗所致。
    由以上论述可知老舍式批判形成的距离是双向的，既有与五四的距离，也有与西方文化的距离，对于现代思潮，老舍作出了自己的认同和选择，因而他的批判也是双向的，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也有对西方文化的。显然，这样的一种批判形式直接源于他创作中的贫民视角这一批判原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