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至 1937 年湖南省炎陵县红军标语的发展

文 / 周姝祺摘要：红军标语作为主要有红军部队书写的一种宣传手段，其发展与传播者即红军宣传队的建设密不可分 1927 年，红军宣传工作仍处于萌芽时期。 宣传部队尚未正式形成，宣传工作十分混乱。 缺少明确的宣传纪律约束，整体政治素养不高；宣传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传播功效薄弱。 1929 年古田会议后，红军宣传工作进入发展期。 此时红军宣传队伍正式成立，宣传工作走上正轨。 党开始对宣传员展开政治培训工作；宣传内容走向多方面，涉及不同的受众群体；宣传形式也逐步丰富；此时，红军标语传播功效体现出来。 党通过颁布多份文件，对宣传工作进行进一步规范，宣传工作走向理论化。关键词：红军标语 红军部队 炎陵县 传播者湖南省炎陵县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是我国现存红军标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地区。 通过对标语的实地调研， 共搜集有 273 条标语， 其中大部分均由红军部队书写，留下来近百支部队的番号。 红军标语在炎陵县从被误读、不被人民群众相信到发挥良好的革命宣传作用， 产生鲜明的传播功效，和红军宣传部队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一、宣传工作萌芽期 宣传工作混乱炎陵县红军标语时间跨度主要是以 1927 年三湾改编到 1937 年长征结束这十年的时间，早期对标语宣传虽有重视，但是缺少切实可效的方法辅助。 1928 年 10 月， 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毛泽东专门提出要对宣传工作进行重视，提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但是由于革命条件的艰苦，经济环境恶劣，红军部队力量不足，虽有对宣传工作出台了多份指导意见，但是缺乏贯彻落实，宣传技术落后。（一）宣传队伍不健全 1928 年 4 月井冈山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成立之初就把宣传队正式编入了部队的建制。 但是这些宣传队伍十分少，每个大队多的有三支宣传队伍，少的只有一支甚至一支也没有。 为了凑齐宣传队伍，对宣传员的成分没有进行考量。 俘虏兵、伙夫马夫、吃鸦片的等各类人都有，“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了。 ”这样的宣传队伍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便开始书写标语，不仅不被人民群众信任，而且还受人排斥。“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的称号。宣传部队之所以初期发展不健全， 根本在于红军人数的严重不足。 红军经过多次战役到达井冈山之初，整个红军部队的人数已经大大削减，除去主要的战斗人员，负责宣传工作的士兵难以凑齐，只能从别的地方抽调补充，而这也导致宣传员的成分太差。 人数的不足、素质的不够直接导致此阶段红军标语书写较少，传播效果不佳，不仅没能动员广泛的人民群众加入红军，反而起到了负面效果。（二）宣传形式、内容单一通过对炎陵县现存标语研究发现， 当时的红军标语宣传形式上主要停留在墙体标语上，对于传单、壁画、歌谣、化装、口头直接宣传等其他形式比较少；在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的批判，鼓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经济类、政治类、军事类都占据较大比重，但是宣传移风易俗等关心百姓日常生活类标语十分少。根据对红军标语博物馆保存的有具体时间可考的标语进行分类统计， 可以看出在 1927 年 -1929 年红军宣传工作萌芽期，红军标语主要是以经济类、政治类和军事类标语为主，都基本占据宣传内容的 30%左右，而日常生活类仅为 4.4%。根据数据可以推测，当时党所处环境十分艰难，宣传工作的核心是需要最大范围的鼓动百姓拥护红军， 拥护中国共产党， 对于人民群众思想上的教化并未引起重视。 经济上通过 “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政策，给予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几千年的老百姓最直接的受益，刺激他们加入红军队伍当中，并和鼓动群众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红军的政治性和军事性标语相配合。 但是这些标语的内容都十分粗糙、简单。 经济类基本都是鼓励农民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政治类多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些空泛标语，缺少对党的政治纲领的宣传， 没有实际内容， 军事类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宣传环境下，宣传功效并不明显，直到 1929 年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出台后，红军的宣传工作才走上制度化的轨道。二、《古田会议决议》 宣传工作发展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主持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这次会议对之前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并提出具体纠正路线， 一支专门化的宣传队伍正式建立起来。在宣传形式方面，革命歌谣也开始出现。 为配合当时开展热烈的中村乡插牌分田运动， 宣传土地革命运动的歌谣纷纷创造出来，这些歌谣字数较少，成对称式结构，语言轻快活泼，朗朗上口，在工农群体中口头传播的十分迅速，和标语的文字传播相结合，共同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 另外，壁画、邮政标语、石刻标语、竹板标语等多种类型标语也开始出现。在宣传内容方面，日常生活类标语有了明显的增长，如： “铲除封建余孽， 达到婚姻包办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要平 69 祖国 2016.10.下山”。 另外， 个体意志情感与自然相附而存在，从古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可以反应出古人的这一思想。 大自然馈赠人类，人类要服从于自然，才能共同存在，长远发展。 对于儒家学派来说，天人合一，人顺于天，才是生态美学的终极体验与目标。 根据马斯洛的相关理论来看就是：人与自然是彼此最为重要的组成内容， 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与自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才能在自然中持续获得持续长久的发展……而且人和超越他的实体之间其实不存在任何绝对化的间隔。 这一观点打破了以为生态观下对生命认识的局限性，它是从生命的普遍性这一角度出发， 对生命之间的联系进行认识，以实现不同生命体与结构之间的协调性。（四）“德” 我国儒家生态理念的重点是坚持以德性为中心， 从爱民普及到爱万物，达到“仁者”与世间众生统一的思想境界。 在这里所说的“仁”，就是仁爱。 在《论语》一书，第一次对“仁者，爱人”的思想内涵做了一个概述，反映了儒家生态哲学的观念。从儒家学派所反应的生态哲学中我们可以对人类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初步的认识。 儒家思想观念中，人是万物之首。 孔圣人曾经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就反映了儒学中仁爱的三层内涵:第一是爱亲人，第二是爱祖国，第三是爱世间万物。 儒家学派的继承发展人孟子也曾说过遵循规律，按时播种，粮食年年有余；不用过密的欲望，放过小鱼仔则鱼鳖年年充足；山林砍伐采摘有度，则材木山货用之不尽，只有这样民众才可以获得长远富足的发展，这也是治国之道也。 从孟子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派不但将仁德看做是人类的本质品性， 而且希望能够将这一品性推及到世间其它物种，包括宇宙自然的万物，让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一种普世的价值情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号召仁德的同时，给予世间所有的生命以尊重和爱护。 儒家思想中顺天时，万物生生不息，尽天命的观念与态度，为当今人类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足而有力的理论支持，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发展提供了指导作用。三、结语总而言之， 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哲学思想，儒家以仁德出发“亲亲，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观，以及儒家的“天人合一”辩证思想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生，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活动的不断深入，我们要认真分析、学习儒家文化中的“仁”、“德”精髓，结合当下生态环境现状，重新审视人类的生产发展模式，转变无规划、无限度地索取大自然的粗暴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洪克强,卢剑.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异质与同构[J]. 科学经济社会,2012,(02). [2]赵金科,陈慧文.儒家文化与中华农业文明生态伦理———以近现代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为参照[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作者单位：浙江省眼科医院）等、要自由”等宣传移风易俗的标语；政治类、军事类标语开始有了针对性，出现了宣传政治纲领性标语。根据研究数据显示，在古田会议后，经济类标语比重已下降至 22.4%，而政治类、军事类较上一阶段比例略有上升，最明显的是日常生活类标语，已上升至 12.1%，表明此时红军宣传的中心虽仍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但更关心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宣传新思想。 1931 年 10 月，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红军标语开始注重宣传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 并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纲领性文件；军事上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湘赣苏区的部队主要有红五军、红七军、红八军以及省军区下辖的地方武装,配合反“围剿”斗争，宣传扩大红军，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宣传对白军士兵的政策，分化瓦解敌军。 尤其在针对白军的宣传标语上，出现了《告白军士兵书》，言辞恳切的表达出对白军的善意，使敌军的力量转换成自己的力量。三、红军标语宣传工作的理论化古田会议后，党对宣传工作并没有放松，各部队通过开展政治培训班等，培养了大批的宣传干部，提高了宣传队伍的整体素质，并连续颁布多份文件，对宣传工作进一步进行规范，使宣传工作走向理论化。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对每个乡政府、每个公会和每个士兵都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动员广泛组织标语宣传；第二次反“围剿”时，江西省赤色总工会继续颁布《宣传动员令》；1931 年 7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出版《火炉》第二期，强调要在各地方的墙壁上，写满煽动敌方士兵的标语；1932 年 6 月《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提出要组织壁画队， 有技术性的写上一些目前的中心口号；1932 年 7 月《中共湘赣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指出要“多用石灰土红涂写墙壁与画报等”，“对白军方面则厉行河流宣传用木板写标语沿水流于白区去……此外与赤白交界地放孔明灯， 内面写些标语口号。 ”通过多份文件的出台，宣传工作逐渐上升至理论化的高度，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实践。伴随着红军宣传部队的一步步建立、发展、成熟，红军宣传标语也不断完善，使标语作为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纲领，发动群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宣传移风易俗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湖南省炎陵县的红军标语， 不仅在当时对炎陵县本身产生了良好的传播功效， 而且还为随后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红军标语宣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使标语在长征路程中充当了宣传前锋的角色。 通过现存的红军标语我们还能够清晰的看到标语的发展的轨迹，是研究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历史材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井冈山干部学院.苏区红色标语[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5.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周姝祺，本科，吉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