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子思想中蕴含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觉得其礼烦扰,厚杂雇财,终于背周道而用夏政。“非乐”、“非命”、“非不扣不鸣”、“节用”等等观点都是墨子对儒家学说与主张的怀疑与批判而提出的,但是墨子并非全然否定孔子,对于其有理而不可更动的观点,墨子都会称赞。而且,他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只是教授学生前单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名知”与“取如”相结合,引导其面向生活实践,在知行合一的前据远用辨别的逻辑思维进行说理,从而使学生观念发生转变。
关键词:墨子思想;德育;兼爱
墨子姓墨名翟,据相关考证,大约出生于春秋末年孔子后孟子前,鲁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开创了墨子学说。墨子学说最具代表的就是“墨子十论,按《墨子》书的顺序分别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养、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1、墨子思想中值得当代德育借鉴的理论
1.1 墨子思想的宗旨——实现天下相爱、尚同之政、尚贤使能
1.1.1 兼相爱、交相利:爱无等差,视人如己
儒家是反对兼爱的,儒家讲“仁爱”,最重“亲亲之杀”,他们所讲的爱,是有层次、有厚薄、有分别的。但是墨子认为这种“仁爱”,尚无法祛除自私自利的心。墨子的“兼爱”,便是要祛除人们自私自利的心,他要人们以理智克服感情,视人身如己身。
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只是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兼爱的难以实行,并不在理论本身,而是在于人心;世人不愿吃自己兼爱的苦,却情愿享别人兼爱的福。世人尽管反对兼爱但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能够兼爱的朋友和他共事。其实,世人如能祛除自私自利的心,视人如己,兼爱并不难行。天下一些人在言论上反对兼爱,在选择时却选取兼爱的朋友,这岂不是言行相反吗?
世人反对兼爱的学说,但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真能兼爱的人和他共事,而世人批评墨家的话,只说是“善而不可用”,真是没道理!世人不愿兼爱于人,却希望别人兼爱于己,这是墨学进行上的一处不可冲破的难关。
1.1.2 尚同之政:上行下效
墨子认为在当时“乱”的原因有四个:一是义与不义的标准不统一。二是人伦的礼节混乱,这种礼节是什么呢?墨子说:“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三是没有正长出来按义、礼的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即“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焉”。此外,墨子认为还有一个使天下乱的原因,即:在上者义,不了解人民的是非善恶,不能赏善罚暴。墨子说:“上之为治矣,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针对上述乱的原因墨子提出了:“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便从事乎一同下之义。”。
1.1.3 尚贤使能:培养兼士
如果贤人不在国君的身边,就是不贤的人在左右了。不贤的人在左右,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明的人;他们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凶恶的人。国君尊信这些人来治理国家,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贤人,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恶人。如果所赏不是贤人,所罚不是恶人,贤人就得不到奖励,恶人就肆无忌惮。古时候的昏君:桀王、纣王、幽王、厉王,他们国家的灭亡,就是用一些不贤的人在左右的缘故。
1.2 墨子思想的实现途径——教育
1.2.1 有教无类:大众化的全民教育
墨子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接受教育,即“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肤徒步之士”。他的教育对象不仅包括“王公大人”,也包括“农与工肆之人”,真正做到了“有道者劝以相教”。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体现了教育公平观。与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培养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教育思想相比,墨子的“有教无类”更为彻底、更接地气,把受教育对象扩展到整个社会阶层。他对教育对象受教前的品行及出身、天性、资质、等级、贫富、贵贱等并无明确规定,对所有自愿“修德进业者”均予以教诲。[1]
1.2.2 不扣亦鸣:老师、学生共同努力
儒家主张君子若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而墨子作为一个积极的力行主义者,反对儒家的这种守旧的行事原则,他将人比作钟,认为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个人是不会主动的去学习的,因此他希望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和老师都能在这方面不断的改进自己,做到“不扣亦鸣”。
1.2.3 素丝说:环境的重要性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墨子认为人性生来就像素丝一样。后天的环境就如同染料,人性与教育环境的关系就如同染料与丝线的关系,教育环境对教育者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其环境和教养的不同,结果或善或恶。
如果人们不断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道德风尚,就会对受教育者起到“近朱者赤”的作用,反之,如果处在不好的环境中,受教育者就会出现“近墨者黑”的结果。
1.2.4 三表法:以直接经验、间接经验、社会效果为准绳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
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2]
1.3 墨子思想的现实回归——实践
1.3.1 知行合一
墨子最看不起那些光说不练的人,也最厌恶那些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伪君子,所以他要“言行合一”;他仰慕治水的夏禹,很能发挥夏禹的刻苦精神。他生活节俭,甘于粗衣恶食,为救世拯民而奉献自己。他反对战争,但又不忍见弱肉强食的场面,因此他将弟子组成一支维护和平的十字军,参与各种济弱锄强的行动。在先秦各种学派的领袖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位有像墨子这样的实践苦干的精神的。墨子与孔子尽管理想不同,作法不同,但他们为求世界的和平所做的努力是相同的。他们的精神同样博得后世学者的赞扬。
1.3.2 非命观
墨子的“非命”论,是从“天志”“明鬼”的宗教思想体系发展而来的,他所反对的是充塞当时社会麻醉人心已久的“命定”
之说。他既坚信天帝、鬼神,但又不信命运,乍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然。胡适之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他说:
“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来墨子不信命定之说,正因为他深信天志,正因为他深信鬼神能赏善而罚暴。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3]
墨子以为“命”是:“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
主张有命的人说:“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天则天。虽强劲何益哉?”
(非命上篇)这种命定之说,会使人民依赖命运而不努力工作,因而阻碍政治、社会的进步,所以墨子斥为“非仁者之言”。而偏偏这种不仁的“执有命者,以裸于民间者众”(非命上篇),因而使国家“不得富贵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 所以墨子极力反对有命之说。[4]
1.3.3 节用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消费行为所应递循的道德规范。第二,墨子在注重节用的同时,也强调生产之重要性。他以为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使一切人民皆能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心须加强生产。第三,节用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的。尚俭节用,本为先秦各学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体力行,自奉甚俭,还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对消费行为予以规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阶级。[5]墨子的节俭以“国家百姓人们之利”为旨归,体现其无私奉献和自我栖牲的精神。墨子这一节用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纯经济学的意义,闪烁着伦理智慧之光。
2、墨子思想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2.1 注重社会、家庭、学校环境的重要性
俗话说得好“环境造就人”,环境能影响人,可以熏陶人,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它能从多个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并支配着孩子思想道德行为。良好的环境能成就一个人,而不良的环境也将会给一个人的成长带来负面作用,当然这里的环境既指家庭环境、也指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2.2 培养兼爱天下的义利观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觉总结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也就是说眠要重视物质利益,要大力发展好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要重视愿想道德的提高,要加强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各种拜金主义,以权谋私、经济犯罪等等丑恶现象广泛蔓延。因此在新时期、更要重视“利”和“义”的统一,两个文明一起抓,既要讲物质利益,也要讲利国利民利他人的道德,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单方面地强调那场面都是错误的。要以“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标准,努力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多做贡献。
2.3 提倡劝之赏罚、威之刑罚的德育方式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赏罚也不能例外,我们要善于把赏罚同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赏罚的全过程之中。每项赏罚政策出台时,应当结合实际,向群众讲明白制定赏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事业的发展,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也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使大家统一认识,端正态度,树立争上游、争先进的良好风气,防止出现不择手段获取奖赏的做法。同时也要处理好贯罚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赏罚具有倡是禁非、惩恶扬善的作用,这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作用相同,但绝不能因此而用赏罚来代替思想政治工作。
2.4 养成经世致用的学习态度
学习与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知识与理论应用于现实,付诸实践,而知识分子则应以“士大夫”的身份积极入世,将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目标。《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过程,就是将经世致用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墨子学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2]任继愈.墨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陈克守先生,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2007.
[4]黄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陈谷嘉,朱汉民.中国德育思想研究[M].江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樊如一,女,青海西宁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政教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伦理学。
常亚男,女,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