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考》中的社会风俗

关于对古代书籍的研究，学者们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日本考》也不例外。其中对于此书写过文章的有陈建平的《日本考所见的日本婚葬礼俗——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等。此外，对于此书深入研究的有汪向荣先生，他和严大中共同为此书作注，并且在作注的基础E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在汪向荣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书中记载的社会风俗以及由此反映的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一番探讨。
　　《日本考》是明代万历年问由李言恭和郝杰编写的关于介绍日本的一本专书，与当时的嘉靖年间的《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以及万历年问的《日本一鉴》等属于同类，是为了更好地抗击倭寇而写的一本书，是一本时代潮流下的作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作者的身份及地位。李言恭，“守备南京，人督京营，累加少保，青恭，字惟寅，好学能诗，折节寒素”…；郝杰，“日本陷朝鲜，达遣裨将祖承训以三千人往，皆没。事闻．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鲜王避难将入辽，杰请择境外善地处之，且周给其从官、卫士，报可……日本封贡议起，杰日：‘平秀吉罪不胜诛，顾加以爵命，荒外闻之，谓中朝无人。’议不合，徙南京户部尚书”。这样的身份及所处的立场决定了他们需要这样的书籍来帮助他们了解倭寇，只有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因此，他们要对抗倭寇，必须了解倭寇，而这样的书籍无疑是了解倭寇的最好的渠道之一。第二，万历年间的倭寇形势。“己卯，倭寇温州”。“万历元年春，二寇谋人犯。”应华，万历时，以参将援朝鲜，战殁。这也说明当时倭寇侵朝鲜的危急形势。第三，这本书的内容也可反映。仅第一卷便描述了日本嗣图、倭罔事略，很好地描述了当时倭国的大致情况；第二卷中的沿革、疆域、畿州郡岛、属同、山川、土产等等进一步讲述了倭陶的地理形势。虽说这一部分内容摘自旧史或前书，但这毕竟是一本研究日本的专书，这在以前的朝代里没有出现过。因此，对我们今天了解明代人对日本人的认识以及研究古代的日本人有着很大意义。
　　《日本考》在明代研究口本的专门著作中值得重视。虽然有些地方源自史或前书，但也有着创新之处，尤其是《日本考》中所载的社会风俗，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大看点。汪向荣曾经细心校订，认为《日本考》与《日本风土记》是同一本书，从印刷方式上来看，《日本考》就是《皤本风土记》同一刻版的改名复刊本。“风”指国风．“土”指的国土、疆域。因此，撇开时代背景，不谈“国土”，只谈“国风”．这便指的日本的丰十会风俗。社会风俗可以听闻，可以从书中了解，它是特定文化区域内的人们长期所形成的一种认同的表现，是一圉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结果；而文化则不问，它是深层的、隐蔽的。虽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但是它是整个社会、甚至一国的底蕴。社会风俗之所以成为定俗，便是由隐藏在深层的文化所支撑。《日本考》中所反映的日本文化即是如此。笔者在此就这些社会风俗来对日本的文化进行探讨希望方家指正。
　　一、《日本考》中的社会风俗以及日本文化
　　《日本考》是一部时代需求的作品，涉及日本的沿革、疆域、社会风俗以及日本字母、语汇，还有一些诗文等。然而，这本书与同时代的作品唯一不同的是介绍了大量的社会风俗。日本的社会风俗无疑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所受影响之大，大到国体的改造，小至民间风俗的形成。所以要探讨日本文化，首先必须熟悉中国文化。在唐朝，中国便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制国家，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文化。而与此同时，日本文化则相对落后于是开始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模仿唐制．进行了大化改新。因此，日本学界有中国文化乃“日本文化之母”之说在此，对于日本文化，暂且不谈“大”，只谈“小”，即社会风俗以及由此隐藏的社会文化。如《口本考》第二卷中所记载的一些社会风俗，如染牙、内俗、征粮、法度、官出巡、风俗男子、妇人、婚姻、便宜婚姻、生育、丧事等等，其一，佛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在《日本考》“三教”中“三教以释为尊，设有犯该刑罪绑而欲杀者，得僧至以袍袖阻之，则免戮矣”，“法度”中“畏佛法以过国法是如此也”，可见，佛教在当时社会人民心中的地位。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历经魏晋隋唐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此时正是他国向中国学习的高潮。因此，中鼠化的佛教便传人了周边国家。当时，与中国一衣带水、海天相望的日本也是其中之一。日本钦明七年(538)，百济圣明王进献金铜释迦像一尊及经论、幡盖等物，作为佛教正式传人之始。

　　此后，佛教便开始亏当地文化相融合，酝酿发展为本地佛教。尤其到镰仓幕府时期，佛教开始自层向下层传播，趋向于大众化和民族化，其中有以日莲宗为代表的宗派，如“丧事”条中“令亡人合掌坐于盒内，外缝以纸糊之，上书‘大乘妙法莲花经’七字，逼和封贴”，“殡前排纸旗二三十竿，旗上书其‘大乘妙法莲华经’七字”等，这一切都说明佛教是沟通中日文化的重要渠道。
　　其二，儒家文化的渗透?大约在284年，儒学便随着汉字传人日本。当时的百济阿直岐到日本。次年，经他介绍，百济博士壬携带着《论语》和《干字文》到日本。儒学便传人r日本，并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是礼文化的发展。社会风俗的形成便是礼文化渗透完成的时刻，即社会风俗实质上就是一种礼仪文化。如“不食鸡，谓鸡乃德信之禽”聊，说明古代日本入重德重信，而德与信是儒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五礼”之中最重要的层面。其次，将这种“礼文化”上升到政治层面，便有了尊卑等级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渗透在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染牙”条中，“其土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乌桔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其贵贱”。这虽是古代日本的一种习俗，但却也表明“黑齿”是一种等级分化的标志；再如“官出巡”条记“大官以轿，次官以马，再次下官步行”，这便是一种官僚等级分化的结果；还有“风俗男子”中“男子断发魁头，琼面纹身，以左大小为尊卑之列”等。虽有的是贫富分化的结果，但一旦将其放到阶级社会中，便成为一种等级分化的表现。而这种等级文化追根溯源还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因为儒学起初是因维护周礼而出现的，后来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其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儒家文化在日本文化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管理论文发表
　　其三，古代日本女子的地位。在中国人的眼中，女子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是很低的。《源氏物语》中便能够反映出这一点，当时女子的价值只是作为贵族男子追求权势的特殊工具，这是豪族实力派左右皇权的结果。然而，日本古代妇女的地位起初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在日本的历史上，从592年推古天皇继位到770年称德女皇，有八位女天皇，形成了特有的女帝时代。这也似乎表明日本妇女原来就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与男子一样有着临朝秉政、治理国家的传统。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原始社会，日本的母权制非常发达，因此，日本的妇女地位长期以来也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和敬仰。如《三国志·魏书》记载，“其国(倭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日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蚴，其中“事鬼道，能惑众”，这是卑弥呼能够执政的原因。“卑弥呼已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㈣可见女子在当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前面在《日本考》中“染牙”条例中曾经提到“黑齿”是等级分化的标志，也是贵族的象征。既然如此，“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卑贱，亦染黑牙始嫁”，这句话虽然是女子到一定年龄所给予的一种身份地位的提高，但亦表明结婚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受到了一定的尊重。再如《日本考》“内俗”条中“民间多有夫妇不睦，女有嫁者令归；无可归者，各分其居。与夫同起，家事亦听均分；虽有子孙，老而不睦者各从其姓，不由阻也”，从这里便可看出男女平等的一点端倪。在中国的夫权社会中，“各从其姓”的现象根本不会出现。而在日本却已成为定俗。因此，从《日本考》的只言片语中也能看到日本女子原来地位之高所遗留的痕迹。二、日本文化的特色
　　日本民族自形成以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在古代日本，曾经模仿唐制，但在唐制背后所隐藏的是深层的、无形之中的唐文化，对于日本原始的本土文化，这种外来的文化该何去何从呢?要么被原有的文化所吸收，要么被原有的文化所排斥掉。
　　在《周一良集》中：“凡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接受的一方必然既有交流的需要，又有适宜的条件和环境，然后交流的成果才能在一段时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接受的一方条件改变，失去土壤，交流的需要不复存在，则原有的交流成果也必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总的来说，日本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并加以吸收和排斥之后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在《日本考》“君臣礼节”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王无内使太监，止立一后，嫔妃不过三五，多用女使生子，亦呼太子，长亦分居，遇时节大设朝贺。”㈣这表明日本在向唐朝学习之后，并未将宦官制度移植过来。也就是说，日本并未将唐朝的～切制度都吸纳进来，而是有所取的“唐化”。至于为何未输入宦官制度，其原因也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提及的：其一，在日本向唐朝学习之前，日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没有这个接受的土壤，当然也不会借用；其二，在接受唐朝制度时，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而奈良、平安时代的天皇权力弱，没有能力使得宦官成为自己的心腹来对付朝廷大臣；其三，至于防范后妃这一点，平安时代宫廷中有大量的女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宦官的作用，而且便于统治者的放纵淫乱。同样，天皇一脉相承的地位，以及民众对天皇的尊崇，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即使不与权臣争夺，日本也是自己的天下，子民也是自己的子民。争意味着战争，也意味着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出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宁愿安于现状，作一个无权力但具有崇高象征地位的天皇。这样，宦官制度便没有在日本存在的必要了。这是被日本文化排斥后所形成的自己的特色。
　　当然也有被融合之后的文化。这在《日本考》中也有记载。如前面所提到的“不食鸡，谓鸡乃德信之物”，将儒家的礼仪运用于禽兽之类，中国虽有类似比喻，但却未真正实行过，而在日本却有因鸡象征德信而不吃的风俗。可见，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深。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日本已将中国的儒学文化进一步发扬。此外，日本礼仪相对于中国来说比较繁杂。礼俗也是依照唐朝的制度，公元818年，日本嵯峨天皇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论男女，一准唐仪。”虽然这是对官方上层社会的要求，但随着这种制度的不断实施，这种礼仪也不断地渗透到民间。在《日本考》“风俗男子”条中“凡出，倘遇亲朋好友者于途，则卸其履，令从者执之跣足而过；无从者，则手携履而行，离其坐处始复穿履。若生者见其来，人遂起立，则行人穿履搓掌而过，是为恭敬也”，从这几句话可看出日本礼仪之复杂。 管理论文发表
　　就文字而言，文字与文化虽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文化便是随着汉字传人的。有了文字这个载体，文化才能传播得更直接。日本文化之所以受中国文化影响之大，便是文字传人的功劳。在天平时代，鉴真以汉字为基础，创造出片假名作为日本的文字；随后平安时代的空海大师也以汉字为基础创造出了平假名。这样，日本便慢慢有了表达自己语言的文字。也就是说，日本的文字都是由汉字演化过去的，甚至有的字就是汉字。在《日本考》“三教”条中：“启蒙所读者名日以路法，共四十八音以学。鞋子名日革古，亦写以路法。”瞄哄中的“以路法”便指的是日本的假名文字。从这可以看出，日本的文字渊源于中国。其次，就是法制的实施程度。日本向唐朝学习后，便进行了大化改新，虽然制定了许多律令，如《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但一旦真正实施时，则很难落实，仅以当地的法度及风俗进行断案。如《日本考》“法度”中“凡轻罪，所羁寺庙之中，证明即释”。同样，其中也有严刑酷法且法度的随意性大，如“奸情捉奸夫，并妻杀死，亦不作罪”。这说明当时日本的生产力相对落后，没有生存的那种土壤，因而上层建筑的改革也只能停留在表面。
　　三、结语
　　《日本考》是一本明代研究日本的专著，褪去时代背景所赋予它的军事意义，也是一本日本民俗的真实写照。这些风俗不仅仅为研究日本民俗的史料，更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痕迹。当然这本书出现在明代，在明代以前，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大，而到清末，中日文化出现了逆差，即日本的文化开始输人中国。如文字，大量的西方文化传人的同时，西方的语音词汇也传人东亚，如法学名词“权利”、语音学名词“文法”之类，但并未广泛流行，以后经日本采用后，与西洋学术一道重新传人中国．这才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